酸化耕地治理的政策文本列举的效益包括：pH提升、产能增加、耕地质量等级提高。甲烷减排不在这个清单上。但连续四年的双季稻田间试验给出的数据，正在把石灰从一个单纯的“调酸物料”重新定义为稻田温室气体管理的潜在工具。
江西 Shanggao 试验站的长期定位试验显示，在第二个石灰施用周期（2019—2022年）中，施石灰处理的季节性甲烷排放平均为181 kg/hm²，较不施石灰处理降低20.6%。这一减排幅度与第一个周期（2015—2018年）的观测结果一致，说明石灰的甲烷抑制效应并非一次性脉冲，而是在周期性补施的条件下可以持续的表达。机制指向两条路径：石灰提升pH后增强了甲烷氧化菌的活性，同时改变了产甲烷菌的底物竞争格局。
同一试验还揭示了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另一面”：石灰处理下氧化亚氮排放有所增加，与 amoA-AOB 和 nirS 基因丰度的上升相关。这意味着石灰的净温室气体效应不是简单的“减排”，而是一个甲烷下降与氧化亚氮上升之间的净平衡。在双季稻系统中，甲烷的减排量在量级上超过了氧化亚氮的增量，净全球增温潜势仍然下降。但在不同水分管理条件和不同氮肥用量下，这个平衡是否成立，需要逐田块评估，而非一概而论。
这一发现对酸化耕地治理的政策含义是具体的。江西的治理模式中，石灰的用量和频次目前由pH目标驱动，而非由温室气体目标驱动。如果石灰的甲烷减排效应被纳入考量，那么治理方案的设计就可能发生微妙但重要的调整：在甲烷排放强度高的双季稻区，石灰的施用时机可以与稻田水分管理（尤其是中期晒田）协同，以最大化甲烷氧化窗口；在氧化亚氮风险较高的田块，石灰的用量则需要更加谨慎，避免pH过度抬升激活硝化作用而抵消甲烷减排的收益。
更宏观地看，酸化耕地治理项目如果能够将温室气体减排纳入效果评价体系，石灰的角色就会从“成本项”转变为“效益项”。一亩酸化稻田的石灰投入，在传统核算中只产出“pH提升”和“产量恢复”两项可见收益；但在碳核算框架下，它还可能产出一笔可计量的甲烷减排量。这笔减排量能否转化为对治理主体的激励，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将农田温室气体减排纳入碳交易或生态补偿的机制。目前这个机制尚不成熟，但方向是清晰的：酸化治理的效益核算，不应该止步于土壤化学指标和产量数字。石灰在稻田里做的事情，比“调酸增产”四个字所能概括的要多。
